有别于大汉内地道州，经过税改前两三年的探索，朝廷也适时地对北方诸边道州的税政进行了调整，放弃了最初以草场划分作为纳税依据的做法，经过实践，那种做法完全不靠谱，也几乎不具备可行性。

因此，对于边地，尤其是以游牧为主的部族，朝廷最终决定还是按人头来收税。甚至于，对那种完全破坏部族体系，“分地到户”的想当然政策也调整了。

到开宝二十七年的时候，朝廷对于高昌、河西、榆林、山阳、燕北诸道税收，基本恢复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马驼。当然，新的部与落，则是在朝廷户籍制度下重新组织形成的，至少早年那种完全由氏族维系的部族形式，转变成如今的杂胡杂聚。

这是经过朝廷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，对于从事游牧生产的胡汉臣民，还是得维持一定的组织规模，设部长、落长进行管理、组织生产、并缴税，这也是便于朝廷统治管理的。

北方因地制宜，南边也是如此，尤其是广大西南地区，旁的不提，土司制的特殊，本就意味着税制上该有所针对性。

所幸，由于朝廷在税改事务上步调一直很稳，还没来得及在西南展开，便及时调整。